第4版(要闻)
专栏：1992人大政协两会纪实

科学的论证　民主的决策
——写在人大会议通过兴建三峡工程决议的时刻
本报记者　赖仁琼
4月3日下午。人民大会堂。
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议题之一是通过三峡工程决议。出席会议的代表2633人。
15时21分，大会工作人员宣布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表决结果：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赞成票占多数，万里委员长宣布：议案通过。顿时，台上台下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不少代表心情激动。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顾明感慨万端：半个世纪的研究和论证，今天终于拍板了。以“科学的论证，民主的决策”来评价兴建三峡工程的决定，一点也不过分。
上？不上？争论曲曲折折
孙中山最早提出在长江三峡建坝；4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的“潘绥报告”和世界著名大坝权威的“萨凡奇计划”，引起国人对治理长江的渴望。
然而，旧中国经济凋敝，战乱频仍，这些都只能是难圆的梦。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极为关注大江大河的治理。1954年长江中游那场大水灾，使两位伟人的目光移向这个枢纽地段。
我国最大的内河长江，是条雨洪河流。据史载，从汉初到清末的2000多年中，共发生洪灾200多次。田地淹没，灾民丧生。变水患为水利，最理想的方案是把长江拦腰截断，筑坝建库，既防洪又发电，还使川江航运跃上一个新台阶。
主张上马的，看到这巨大的综合效益，对三峡工程的兴建充满热情和信心。
反对者则提出，长江开发应先支流后干流。把长江上游的水库建好后，再建三峡工程。他们担心三峡工程太复杂，没把握。
主上者认为，长江上游的水能也应开发，但上游建坝解决不了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区防洪的燃眉之急。
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公开地持续争论了30多年。其间，一些专家、学者和热心人士还提出泥沙淤积、生态环境、移民安置等技术、社会方面的许多难题。
全国政协副主席、三峡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说：“正是这些不同意见，促进了三峡工程论证的深入。”多年反复论证表明：三峡工程的防洪、发电等巨大综合效益，没有任何其它方案可以替代。上三峡工程，是保障江汉平原、洞庭湖区人民生命安全的迫切需要，也是国家四化建设的需要。
寻找利最大、弊最小的方案
尽管三峡的论证几起几落，但围绕这一工程进行的科学研究却从未间断。上万名科技工作者从50年代便开始了大量艰苦的勘测、科研、设计和试验：
翻阅2000余年的长江水文资料，查阅大量历史档案。
动用了一切先进的科学手段：卫星航测，模型仿真试验，原型数据观测，电子计算机计算……
地质勘测取样工程艰巨，据不完全统计，仅钻孔就打了70万米！加拿大的地质专家大为惊叹，开玩笑说：“别再钻了，再钻就钻到美国去了。”
论证、再论证，审查、再审查，每一次都是超过前一次的更为严格的科学检验！
“水库会不会诱发地震？”三峡的地质地震研究始于1955年。现在我国65岁以上的力地学专家，从李四光算起，有不少人都为三峡的各项地质工作作出过贡献。30多年来，地质矿产部、中国科学院、国家地震局的数十位专家、教授以及全国数千名地质工作者参加了这一课题的反复、深入的研究。专家们得出的结论较为一致：坝址适宜兴建混凝土高坝；建库后虽不能排除局部地段产生水库诱发地震的可能，但影响到坝区的烈度小于设计的抗震烈度，结论是不会影响工程安全。
“三峡建库后会不会因泥沙淤积而变成沙库？”关于泥沙对水库、对航道以及对重庆市的防洪水位的影响，一直是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也是专家和科技工作者主攻的技术难关。
大型泥沙物理模拟试验，相同的试验分别在北京、南京、武汉用不同的方法做，得出了完全一致的结论。指导实验和参加论证的专家均为国内泥沙专业的精华，有的还是国际泥沙学权威。然而，还是有人对结论持怀疑态度，理由是：模型试验靠不住！
怎样才能让试验更可靠呢？泥沙专家组组长林秉南为此想出了一个检验办法：请长江科学院取来丹江口水库1977年2月间的泥沙、水文等资料，做这个水库13年间泥沙淤积的模拟试验，再与13年的实际数据对照。武汉大棚里的模型试验整整做了400天，严谨的科学态度与艰辛的科学试验最后证实：模拟试验的结论是可靠的！
一个又一个难题化解。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今天这个可行性报告结论已十分明确。然而，为了寻找一个利最大、弊最小的方案，几代专家与科技工作者付出的心血、汗水却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他们对科学，对事业，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更是感人至深。国际泥沙学权威、中科院学部委员钱宁教授，身患癌症住进医院。政协副主席、审查协调人程子华去医院探望，钱老还念念不忘三峡的论证，讲了他对泥沙问题的最后意见，令在场的人感动万分。政协委员、设计大师曹乐安，去年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发着高烧还在书写三峡提案。回武汉后，75岁的曹先生即被确诊为肝癌。临终前，他的唯一愿望是把骨灰一部分撒进长江，一部分埋到葛洲坝，墓碑朝着拟建的三峡大坝！
“仓促决策与议而不决都不行”
三峡工程的反复论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
1984年4月，国务院原则批准了经350余位专家审查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并决定进行施工准备。重庆市人民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即向国务院报告，建议将正常蓄水位提高到180米。同时，有关部门和人士对三峡的兴建与否也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
重新论证需要时间，更需要气魄和胆略。为使工程决策更为民主化、科学化，党中央、国务院在1986年6月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原水利电力部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在深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重新提出可行性报告。通知要求：“要注意吸收有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发扬技术民主，充分展开讨论。”
应当说，在三峡工程的各个决策阶段，持有不同意见的专家都充分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有关部门将这些反对意见汇集成书，目前已经出了7本。
这次重新论证历时近3年。其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也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参加论证的412名专家中，有数十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泥沙专家窦国仁、地震地质专家徐煜坚、电力专家高景德、施工专家李鹗鼎、物理学家陈宗基、经济学家李京文等，都参加了论证或审查。在14个专家论证组中，有9个组的组长、副组长或顾问是政协委员。近几年参加考察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更是成百上千。仅去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率团考察三峡，参加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就多达25人。
特邀顾问沈鸿、马宾、刘国光，谈及三峡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他们都有相同的感受：14个专题论证报告，有9个为专家组一致通过；另5个报告，通过时，只有9位专家没有签字。
政协委员、经济学家李京文既参加了论证，又参加了审查，他对工程决策的民主化感慨尤深。李京文说，专家组、特邀顾问中都有不同意见的专家。每次开讨论会，还特邀民主党派人士和有关部门参加。对不同意见较多的单位，会议通知上特别注明：“名额不限”。1990年7月的重新论证汇报会，由国务院领导听取汇报。会议参加者为论证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各专家组正、副组长和特邀顾问。而未在主论证报告上签字的9位专家受特别邀请，全部出席了这个汇报会。如此尊重持不同见解的专家，在世界上也属罕见！
“三峡工程，仓促决策和议而不决都不行！”水利专家、工程论证小组组长钱正英的话发人深省！
政协委员、论证领导小组成员魏廷琤曾考察过埃及的阿斯旺大坝和国外的其它大坝工程，中外对比，他深有感触：“美国的胡佛大坝开始争论也很激烈，最后由罗斯福总统拍板。而三峡工程反复论证，现在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决策的充分体现。”